多年来，反垄断法（主要是在美国一百多年的司法实践）备受指责，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若在中国引入该法，无论怎样雕琢条文的枝节，它带来的负面影响都要比正面影响大得多。他们指出，之所以格外关注，是因为它特别容易引起人们不切实际的期待，特别容易赢得本该反对它的经济学者的支持，也特别容易产生种种与其支持者的愿望背道而驰的结果。今天反垄断法在中国正式落地，有经济学家认为不是国人“学习和反思反垄断法”到了尾声，也不是即将进入尾声，而只是序幕刚刚结束。

薛兆丰：《反垄断法》拓宽寻租之门

学者普遍自负，又不了解的反垄断案例

　　虽然什么“反垄断法是市场经济的根本大法”，什么“反垄断法可以维护竞争秩序”之类的空话抄来抄去、此起彼伏，而真正深入美国卷帙浩繁的案例，了解究竟反垄断法究竟干了些什么的作者凤毛麟角，但我也不怀疑这批书籍的每个作者，都是锐意维护竞争秩序和提高经济效益的。问题是，大部分人低估了反垄断政策的微妙，不知道经济学对大量商业行为仍然处于无知的状态，而在无知的状态中大刀阔斧地搞反垄断，必将造成事与愿违的后果

100多年来，经济学未对《反垄断法》提供支持

　　产业经济大师德姆塞茨（H. Demsetz）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我们对竞争的理解中，还没有出现与反托拉斯有关系的内容。”这不是说经济学还未曾去观察和解释竞争过程，也不是说经济学者还根本不理解反托拉斯法或反垄断法的立法原意，而是说，随着经济学对市场、产业组织和竞争过程的深入研究，经济学家仍然不能对过去一百多年反垄断政策的所作所为，找到确凿的理论支持。

反垄断双语贯穿条文，给律师、经济学家留下咬文嚼字空间

　　诸如“本法禁止某某垄断行为，但若它确实有助提高效率，便不属垄断行为”式的条文和论断，在美国和其他各国反垄断的百年实践中其实随处可见，常被称为“反垄断双语（double-talk）”。这不仅说明反垄断法还拿不准究竟要反什么，更说明咬文嚼字是反垄断司法的特征。毕竟，是不是“为了改进技术”或“为了提高竞争效率”，难有明确标准。由于《反垄断法》中存在大量反垄断双语，将来政府和企业可能要付出数以亿计的金钱，来让经济学家、律师、媒体从业者和政府官员进行咬文嚼字。

行政垄断享受豁免，中石油、中石化将继续一家独大

　　目前《反垄断法》为其规定的每一项违法行为都立刻附加了赦免条款，其第二个原因，是要以法律形式保护大部分现行的行政垄断。我曾经一再强调，唯一应该反对的垄断，就是政府设置的准入障碍和经营特许。如果解除了政府保护，市场上出现的一切似乎是垄断的竞争形态，其实就都是自由竞争的结果。然而，要拆除政府设置的准入障碍和经营特许，并不能寄望于反垄断法。反垄断法只不过是一个部门法，无论法律地位还是执法力度，都堪称微不足道。不幸而言中。细看《反垄断法》，期待靠反垄断法来对付行政垄断的人会大失所望。

执法机构职能重叠，增加反垄断诉讼案不确定性

　　中国《反垄断法》第九条规定：

　　“国务院设立反垄断委员会，负责组织、协调、指导反垄断工作。”这些工作包括：“（一）研究拟订有关竞争政策；（二）组织调查、评估市场总体竞争状况，发布评估报告；（三）制定、发布反垄断指南；（四）协调反垄断行政执法工作”等。第十条规定：“国务院规定的承担反垄断执法职责的机构负责反垄断执法工作。”

　　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反垄断委员会不仅负责《反垄断法》的细节完善工作，还负责协调和指导反垄断的工作。这与负责执法工作的反垄断执法机构产生了职能重叠。这种设置，将给反垄断法司法结果带来更大的不可预测性。

拓宽寻租之门，行政机构、经济学家、律师将得以上下其手

　　反垄断法历来含糊，原因是多重的。首先，是因为人们对产业安排的认识肤浅，同时又对自己的知识过分自信而造成的。对此，科斯（R. H. Coase）说过两段精彩的评论。一是：“我被反垄断法烦透了。假如价格涨了，它就说是‘垄断性定价’；价格跌了，它就说是‘掠夺性定价’；价格不变，它就说是‘合谋性定价’”。二是：“每当经济学家看到他无法解释的现象——这样或那样的商业行为——他就在垄断上找理由。而由于我们在这个领域是非常无知的，所以也就有着大量无法解释的现象，于是在垄断上找理由也就成了家常便饭。”

　　巨大的灰色地带将迫使企业间的竞争，从力争满足消费者的方式，转为力争说服反垄断官员的竞争方式，即从致力于创造利润，转为致力于寻租。用一句话概括我对《反垄断法》的评论：在行政垄断得到豁免的同时，《反垄断法》将给竞争的市场领域引入一个权力将迅速膨胀的行政机构，非行政垄断的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寻租活动将大大增加。

他山之石：美国司法部对欧洲初审法院的批评

　　美国司法部发表措辞严厉的声明批评欧洲初审法院：“我们担心欧洲初级法院适用的标准，与其说帮助了消费者，还不如说由于打击了创新的积极性，挫伤了竞争的体制，结果伤害了消费者。在美国，反垄断法的实施，是要通过保护竞争环境来保护消费者、而不是保护竞争者的。在无法证明消费者受到伤害的情况下，所有企业 ——包括占支配地位的企业——从事激烈的竞争，都是备受推崇的。美国法院认识到，当一家企业——包括占支配地位的企业——作出单方面的商业决定的时候，例如给自己受欢迎的产品增加新功能，或者向竞争对手发放知识产权使用许可，或者拒绝发放，对消费者而言都具有潜在的利益。

　　反垄断法的尴尬——不了了之的IBM反垄断案

　　IBM反垄断案开始于1969年。这一年，政府提出诉讼，控告IBM“企图垄断，并且已经垄断了……用于一般目的的数字计算机”“企图垄断和已经垄断了洲际贸易和商业通用计算机，从而违反了谢尔曼法第二条。”政府认为，IBM在1967年控制了市场的76%。此外，政府还声称，IBM运用了许多办法来阻止其他公司的竞争。政府所列举的限制竞争的手段包括价格限制，即用降低价格来阻止竞争者进入该产业，以及引进新产品、减少其他公司产品的吸引力等。

　　IBM以顽强而有力的方式对政府的诉讼进行了抗争。IBM主要的辩解是，政府是在惩罚成功者，而不是在惩罚反竞争行为。“曾经被动员起来进行竞争的成功的竞争者，不应该在它获得成功时被当作法律制裁的对象。”IBM宣称，政府的所作所为，是对预见到计算机革命的巨大潜力，并通过自己“高超的技术、远见和产业”来统治该产业的企业进行惩罚。IBM还指出，它在美国销售电子数据程序产品和提供劳务中所得的收益份额并不是像政府声称的那样占据市场的垄断地位。它所占据的市场份额在1961年为56.4%，1968年为54.0%，到了1972年，则下降到了40.7%。。 >>详细

　　微软反垄断案

　　微软公司被控违反反垄断法一案。1998年，哥伦比亚特区上诉法院的７名法官全体出席听审（平时是3名），并且在整整两天里花7小时进行辩论（平时是15到30分钟），这两点都是史无前例的。大部分法官不仅严厉地质疑地方法院法官托马斯·杰克逊去年裁定的“事实认证”的可靠性，而且纷纷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该法官违反专业操守的愤怒。

　　哥伦比亚特区上诉法院由于地处美国首都，审理过许多有重大影响的案件，因此其影响力被广泛认为仅次于最高法院。法律专家指出，哥伦比亚特区上诉法院拥有一批能力很强、经验丰富、思想独立的法官，审理微软垄断案这种具有极大的复杂性又颇有争议的重大案件是十分合适的。该法院1998年曾经推翻了杰克逊法官关于微软必须将其浏览器软件从其操作系统软件中分离出去的判决。 >>详细

　　美国铝公司案——把握商机就是企图垄断

　　1937年美国联邦政府控告美国铝公司涉及近140项反垄断违法行为。经过4年时间、传召了155名证人、安排了1803次展示和写下了58000页法庭文件后，地区法院法官除对其中2项罪名持保留意见外，推翻了其他全部指控，认为谢尔曼法第二条（禁止“垄断或企图垄断”）不适用于该公司的商业行为。

　　案子得从这里开始介绍：人类认识铝土有两百年以上的历史，但掌握去除氧成分而制成铝锭的技术是在1886年。发明这个技术的人在1889年取得专利，并授权美国铝公司使用。另外有人取得了一项熔铝的技术专利，也授权给铝公司。于是，铝公司就凭专利垄断了铝锭的生产。1909年两项专利期满后，铝公司继续致力研发，到1937年被控告时，由于美国国内并没有出现竞争对手，铝公司仍占近90%的市场。 >>详细

　　标准石油反垄断案——洛克菲勒家族的缺憾

　　 标准石油公司是老洛克菲勒通过不断的收购与兼并，在1882年组建起来的美国国内第一家??也是世界第一家现代托拉斯企业。一直以来，标准石油公司都被认为是垄断资本时代来临的标志。通常人们也认为，托拉斯这种企业联合形式，是老洛克菲洛首先提出来的。

　　导致标准石油公司解散的原因，是世界公认的第一部现代反垄断法--“谢尔曼法案（1890年）”。这也是首开国家干预市场竞争先河的西方立法例。 >>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