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教育的一些看法，包括我当时的学识思想论辩的逻辑，他们通过这个方面，也许觉得我这个人在思想上有独特的地方，另外自己的头脑和知识上也可以，我觉得这是他们做出选择的原因。

　　……被媒体广泛关注，不是我意料到的，这样的结果也不是我没有意料到的，客观上带来这样的结果，这样的结果让我更多地发出声音，这是非常好的机会。但是被那么多的人把我看作是十恶不赦的人，被很多人骂，得失之间，未必说得清楚。 [详细]

　　教历史，当时的学生的不理解，尤其是同事，包括来自领导的不理解，来自家长的不理解，这个对我的伤害也是很大的，学校威胁要停我的课，很多次威胁停我的课。包括我周围的同事，没有人能够理解我，整个学校弥漫着高考的氛围，我觉得这完全不是真正的教育……[详细]

　　2003年非典来的时候，我到杭州外国语学校，非典离开的时候，我离开杭州外国语学校，当时我朋友讲，你就像非典病毒一样。[详细]

　　光亚学校是中国第一个私立贵族学校，从校长来说很有开拓精神。另外我教的不同于一般的教育项目，是发端于英国很先进的教育体系，是国际文凭学校，简称IB，所以整个教育体系课程设置包括中文部分的理念，它的课程结构以及它的考试方式，都是非常先进的。因为它建立在自由基础上，整个设计非常好……[详细]

　　他们不参加高考，所有的学生都是直接读大学，我们的课本本身叫大学课程，这里读了两年之后，有的投递到美国大学，一般会被录取，还有到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爱尔兰，这些国家。可能会有到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等等，主要是美国。 [详细]

　　我认为，比如你做媒体反映真相，应该有勇气。做文科老师，在课堂上，教历史，教政治，应该说真话，不应该说一些人云亦云的话，不应该欺骗自己，欺骗学生。如果你是一个商人，你应该是守住人性，如果是官员，不受贿，不行贿等等，我对这种道德观很看重，一个老师做到这方面就可以了，对对专制要敢于批判，在学问上坚持真理，我觉得这样就可以了。

　　并不是北大五四时代的北大，教授不拘一格，聘用高水平的人才，中国大学已经行政化，被行政控制。大学校长很多不是教育家，更多是官员。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文凭本身本来应该是接受教育达到的能力和水平，在中国现实状况，很难起到这样衡量作用。[详细]

　　当时8级地震情况下，缺少相关的训练和演习的情况下，8级地震逃跑并不是丢人的事情，在地震中大部分老师都是这样逃跑，只是他们没有说出来，因为中国本来就是这样。既然我的逃跑很多人表示理解，就没有什么可羞愧的，有什么害羞，有什么见不得人，人的脆弱，人的软弱，并不是我一个人具有的。第二个，如果我的孩子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没有什么关系，就像我现在教育孩子，不要求学生简单认同我的看法，我会跟她讨论，作为一个父亲，不要求我的女儿完全认同我的观念。

　　当我的女儿出生之后，我突然感觉到这个生命给我带来神奇的改变，好像突然之间，我跟她在生命之间连接，一个新的生命让我感觉到很神奇，同时我对她的爱，让我感觉到我的生命并不是没有目标的，同时并不是说仅仅只有冷漠而缺乏爱的状态，通过对她本身的爱，让我对生命生活变得更加正常，同时也影响到我对待世界或者对待其他人的态度，不再像以前那样愤怒，不再像以前那样尖锐地阴暗地看待这个世界。 [详细]

　　 我刚才强调了各个国家的情况不一样，在美国，学校肯定不是豆腐渣工程，第二，肯定有地震预案进行演习，如果这两个条件具备了，由于我在地震发生的时候，肯定不会惊慌失措。这样的话不会出现惊慌失措逃走的状况，因此这个假设并不成立。在美国，豆腐渣工程不存在以及经常性救灾演习，我本身按照演习来做，不会冒生命危险，也不会惊慌失措，所以这个假设根本不存在。

　　第二个问题，说我是混进自由主义阵营的伪自由主义者。在中国谁是自由主义教主，谁有权利来确定别人是自由主义者不是自由主义者，谁有权利开除另外一个人出自由主义者，谁代表自由主义，谁的自由主义的界定是权威的，说明中国一帮标榜自由主义的人本身并不具备自由主义的风度和气度，他们是不是垄断自由主义者本身，这也是让我感到非常遗憾和不信任的。 [详细]

　　别人问我，冒生命危险去履行我的责任，他们认为这是底线道德，我觉得不是底线道德，那根本不是道德的问题。如果别人自愿选择，那是高尚，你们要别人舍己救人，我认为是不道德的，是残忍的。

　　从我的意思上讲，这回到底线道德是维系社会的基础，大家遵守底线道德，体制和法律是管理现代国家的基础，底线道德是维系社会的基础，同时道德和法律制度的关系，道德和法律制度，大家的底线道德遵守的话，要法律和制度运行本身变得成本很小，而且良性运行。必须建立在制度和法律基础上，两个互为因果关系。[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