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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是两会上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的一席话,死囚器官移植或许不会成为当下社会关注焦点,十几亿人口的泱泱大国,死囚居然成为器官移植的主要来源,甚至被活体摘取,让人感到震惊和悲怆。3月22日,黄洁夫表示将尽快建立器官捐献体系,并承诺在3-5年内彻底改变依靠死囚来获得移植器官的畸形方式。但是根本问题依然存在:一是如何界定生与死,二是捐献是强制还是自愿。未来,今日死囚的下场会变成每个人的下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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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目前捐献器官者中有65%为死囚,滥用自愿捐献原则摘取年轻健康死刑犯器官原来早已是中国司法部门长期以来的一个“潜规则”,刑法学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生导师曲新久就明确指出过其中猫腻:
  “死刑犯的身份与其自由决定之间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处于弱势地位的死刑犯,即使表示自愿捐赠器官,也不一定是其真实的意愿,即使监管机关或者司法机关没有进行任何劝导、引诱、威逼(如何真正有效地保障还大有疑问),其法律地位也决定了不能认定其捐献器官的意思表示是真实、自愿的。相反,应当原则上推定其为非自愿、非真实。不可否认,死刑犯中一定会有极个别真实自愿的捐献者,但是,我们还必须看到,如果允许第一个死刑犯“自愿”捐献活体器官,并且据此对其减轻处罚(确实有人如此主张),那么随后更多的自然而然出现的效仿者,只能视为是他人与司法制度的引诱,而不是真实的自愿。” [我来说两句]
器官移植供需悬殊
  背景:巨大的供需失衡。在乙肝大国中国,末期肝病患者超过30万;同时中国也是糖尿病大国,糖尿病正是导致尿毒症,需要肾移植的重要原因之一,据估计,需要进行肾移植手术的末期肾病患者有超过100万人。与庞大且迫切的需求相比,中国的移植用器官长期以来都处于紧缺状态。据卫生部统计,目前中国需要器官移植的患者每年大概有150万人,其中只有约1万人能够做上手术。
  卫生部与中国红十字会于2010年在全国10余个省市启动了为期一年的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尝试,但从试点结果看,器官捐献寥寥无几…[详细]
  巨大缺口催生了活体器官买卖的“地下市场”。在这个黑市中,供体、受者、中介、医院密切配合,各担其责,形成了一个完整链条…[详细]
  器官移植作为20世纪的一大医学创新,为世界上大多数发达国家所保障,各国都制定统一法律来规制并促进人体器官移植的发展。美国早在1948年即制定了 《统一尸体提供法》,1947年丹麦率先制定了《人体组织摘取法》,法国则于1976年制定了《器官摘取法》,1973年挪威也制定了《器官移植法》。1975年,原民主德国颁布了《器官移植法》。西班牙的器官移植工作始于1965年,国际上称为“西班牙模式”。
  尽管如此,器官捐献在全世界的前景都不甚妙,器官供需失衡成为了一个世界现象。全世界只有伊朗允许器官交易,也只有伊朗解决了肾脏来源不足的问题。禁止器官交易的世界各国里,只有实行推定同意捐献制度的国家如西班牙等情况才稍微好些。 [我来说两句]
  背景:目前对于器官捐献的方式,全世界主要有推定同意和知情同意两种具体的形式。推定同意原则,是指如果生前没有登记不捐献器官,则被认为死后愿意捐献尸体器官,目前欧洲大部分国家如奥地利、比利时、芬兰、法国、希腊、匈牙利、意大利、西班牙、瑞士、瑞典等采取这一原则。知情同意,需本人及亲属同意,美英和德国采取这样做。
  在美国,器官捐献需获得捐献者本人及其家属的同意,所有尸体器官捐献工作均由59个”器官获取组织”(OPO)完成…[详细]
  在西班牙,任何人都可被视为潜在的捐献者,除非其明确表示不愿进行器官捐献。这一政策促进了西班牙器官捐献人数逐年上升…[详细]
各国家器官移植数
  伊朗于1988年开始准许有偿器官移植,由 “移植患者联合会”充当中介,器官捐献者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获得一定的补偿。首先,伊朗政府将予以大约相当于1200美元的补偿和一定限额的健康保险。其次,器官捐献者可以得到接受者的补偿。如果接受者一贫如洗,“移植患者联合会”可以给予捐献者以补偿,补偿数目一般在2300美元到4500美元之间。与世界上其他所有国家不同,伊朗的器官移植体系解决了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器官严重短缺的问题。1999年,伊朗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没有等待肾脏移植患者的国家,除了伊朗之外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做到。
  伊朗的有偿器官捐献制度并没有导致公众所担忧的公平问题的出现,穷人接受捐献的比例非常高,这一制度使得更多的穷人受益…[详细]
  有偿器官移植制度并没有带来道德水平的下降,反而提升捐献者的道德水平,并缓解了患者亲属面临的“见死不救”的道德重压…[详细]
伊朗经验
  除了活体捐献外,只有死人可以被摘取器官,但是生与死界限又在哪里?一个人的心脏停止跳动就算死亡了吗?一个人的大脑停止活动就算死亡了吗?一个人的器官移植到另一个人的身上,比如那位欲牺牲自己二度捐肾救夫君的妻子,她的生命是否还在延续?
  在界定秃头的问题上,哲学家已经争论了两千年,所以几乎不可能指望全社会在生死问题上取得共识。实际上,器官捐献带来的悖论是,我们不知道生死界限而又必须划清生死界限,因为只有划定界限,才能决定能不能摘取器官。[我来说两句]
如何界定生与死
  传统死亡是以心脏是否跳动为标准的。现代医学则认为应该以“脑死亡”为根本界线。脑死亡是指脑的全部机能不可逆地停止。现代医学可以做到使许多脑死亡者,靠人工呼吸机维持心脏跳动,植物人却在大脑死亡而脑干功能尚存时,不用人工呼吸机,只通过胃管按时供给营养也可长期生存。植物人偶然也有可能苏醒,还不能与脑死亡划等号的。
  另外,脑死亡诊断还必须与器官移植无任何关联。器官移植是一项可以挽救某些垂危病人生命的新技术。然而由于该项手术要求用作移植的器官必须在避免被人指控为杀人的前提下尽可能新鲜,所以脑死亡者就成了器官移植的最理想的供体。如何防止某些人为尽早移走器官而草菅人命,过早甚至错误宣布某人脑死亡也成了重大问题。
  2006年最后一天,梁小萍毫不犹豫地把自己一个肾捐给尿毒症晚期的丈夫刘斌。而5年后,她决定把自己最后一个肾脏也捐给丈夫…[详细]
  1968年 美国医学协会杂志发表了脑死亡标准。第一次提出现代死亡标准,涉及了法学、哲学及伦理等多学科,引起世人关注…[详细]
  中国红十字会公布,启动两年的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全国完成器官捐献207例,共捐献大器官546个,挽救540余名垂危的生命。中国每年有约150万的病人需要器官移植,两年546个捐献器官显然是杯水车薪。
  在死囚捐献废止后,如何满足巨大的器官需求,这必是未来中国器官捐献体系绕不过去的难关。因此,许多学者把目光投到了能够迅速增加器官供体的推定同意原则和采用这一原则的“西班牙模式”上,从效率和道德上为这个原则辩护。西班牙每百万人中有34.38人捐献自己的器官,这个比例居全球之冠,远高于其他国家。这似乎也是世界的潮流,就连英国也在向这个方向转变。[我来说两句]
  推定同意原则:指如果生前没有登记不捐献器官,则被认为死后愿意捐献尸体器官。从理论上讲,只要当事人没有登记不捐献,其近亲属就不得反对。也就是说,除非你在生前表示反对,你的尸体在死亡后将不再属于你,而属于社会。
  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张滨:在立法时可考虑凡享受社会医疗保障的公民,可推定为死亡后自愿捐献器官者,因为社会医疗保障本就是公民互助的一种形式,公民参加该保障体系即体现享受一定权利,又承担一定义务的公民互助和社会救助原则。
  赞同方认为此举减少对可利用器官的浪费,充分利用人体器官,体现了对最大化利益的追求。反对者认为此举侵犯了个人权利和自由…[详细]
  赞同方认为器官移植给众多患者带来了福音, 其善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体现了人类道德的进步。反对者认为这是道德绑架…[详细]
恐怖的“推定同意”原则